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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华国 著作华党

来源:本站原创  作者:admin  更新时间:2022-06-19  浏览次数:

  2020年12月16日,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,参观者拍摄展出的电报手稿。人民视觉供图

  是革命家,又是文章大家。革命召他以实践,战斗假他以文章,他在革命征程中,持短笔,照孤灯,蘸遍山河大地的苍茫云烟和革命者洒下的热血,书写着历史的华章。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,奔腾汹涌,革命者看了坚定信心,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,敌人看了胆颤心惊,责难诘问者看了很难回答,中间派看了同情且倾向于我,真的是大长自己的志气,大灭敌人的威风。

  的文章精神灿烂,是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结晶,是中国优秀学风文风的代表。“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,都是党风。”学习的文章之道,传承文脉,端正文风,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  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。这是他是1912年19岁时写的政论文,全文465字,小楷书写。初试啼声,迥异凡响。这篇作文得了100分,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评价,柳老师除了写下140余字的批语进行赞扬,还预测道:“历观生作,练成一色文字,自是伟大之器,再加功候,吾不知其所至。”“力能扛鼎”。

  1917年4月,以“二十八画生”为笔名,在陈独秀主办的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《体育之研究》。这是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

  “时机到了!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!洞庭湖的闸门动了,且开了!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!顺他的生,逆他的死。如何承受他?如何传播他?如何研究他?如何施行它?”这是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宣言中的话,这个宣言同时宣示着一位文章家上路了。

  28岁时主编《湘江评论》,既当编辑,又是作者。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,他就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自己写稿,一个多月内写了40多篇文章,多是杂文。到出第五期时,《湘江评论》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,好在前面4期的文章保存了下来。此后,还在《大公报》《女界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,特别是他针对赵五贞女士抗议包办婚姻自杀之事,连续发表10篇文章,提倡自由恋爱、婚姻自主,引起社会强烈反响。这是创作的第一个高潮。

  1925年12月,由主编的中央宣传部的刊物《政治周报》创刊,一个月里在上面发表了近20篇文章。1925年和1927年,他走村串户调查数月,写下论文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、报告文学《湖南农动考察报告》等,为确立中国革命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。《湖南农动考察报告》还刊登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《共产国际》的俄、英、中三种文字版上。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。英文版的编者按说:“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,这篇报道最为清晰。”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“写得极为出色,很有意思”。

  走上革命道路乃至成为中国的领袖之后,指挥打仗再忙再累,工作条件再苦再差,他都坚持亲自起草文章、电报等。他把写作当愉快的革命事业了。

  井冈山时期,的代表作是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《古田会议决议》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《反对本本主义》等,都是一手拿枪、一手拿笔写下的。这些经典以鲜明的中国特色、原创性的思想和鲜活的事实,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新的局面。

  苏区时期,一度被边缘化,也没有停止手中的笔。这时期,他的《关心群众生活,注意工作方法》《游击战争》等产生广泛影响。

  中国从成立开始,党的领导人中懂理论的比较多,在苏联留过学的比较多,重视“理论”成为中国的风格与特色。同时,中共建立和开展活动之初,又是理论不足的,表现在空洞地引用马列主义的“本本”,而不懂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。没有出过国,不懂外文,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层、在山沟里闹革命,被那些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看作“土包子”,认为他是理论不足的人。

  1960年12月25日,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:“说实在的,我在山上搞了几年,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。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、狭隘经验主义、枪杆子主义,等等。那时我没有事情做,走路坐在担架上,做什么?我看书!他抬他的担架,我看我的书。他们又批评我,说我凭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指挥打仗。其实《孙子兵法》当时我并没有看过;《三国演义》我看过几遍,但指挥打仗时,谁还记得什么《三国演义》,统统忘了。我就反问他们:既然你们说我是按照《孙子兵法》指挥作战的,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,那么请问:《孙子兵法》一共有几章?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?他们哑口无言。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!后来到陕北,我看了八本书,看了《孙子兵法》,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,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,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、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,等等。那时看这些,是为了写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,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。”

  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,长时间的理论准备,加上落脚陕北后可以从容地思考问题,开始从事理论著作的写作。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《论持久战》《〈人〉发刊词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……“老三篇”等一批经典问世。这是对中国革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理论著作。这些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文字上,多为精心而严密的建构。文字破茧而出,思想化蛹为蝶,著作家的形象巍然屹立,没有人嘲笑不懂理论了。的叛徒叶青曾经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“理论”的人。他看了的《论新阶段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,不得不佩服地说:“我对于,从此遂把他作理论家看待了。”

  延安是写作的高地。《选集》四卷共159篇文章,有112篇诞生于延安时期;《文集》八卷的802篇文章,有385篇写于延安;《军事文集》六卷中1628篇文章,也有938篇是在延安写的。当然,还有一些重要著作没有收入这些集子。比如《驳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——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》,是的激愤之作,因为写得太尖锐,担心不利于团结同志,一直没有公开发表。

  1948-1949年,是创作的又一高潮。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以及“五评”美国白皮书……美国的白皮书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,在一个多月里,连续发表“五评”,抓住白皮书中的要点和要害,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,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,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明,文章气势如虹,意气风发,有许多燃烧的句子,展现的是不可阻挡的开国气象、开国精神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,的《论十大关系》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,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(七千人大会讲话)陆续问世……目光远大,笔锋强健,思想颇具开放性。1956年他亲自选编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,一口气写了一百多条按语,长者千言,短者几十个字。王蒙评价说:“毛主席在‘高潮’中撰写的条条按语,就像钢锤打铁溅起了金星,就像焰火升天布满了礼花,就像大潮冲向巨岩形成着雪浪,就像乐队指挥含泪铿锵起各式乐器。啊,这是什么样的才华、什么样的激昂、什么样的决绝、什么样的威严与自信!它比诗还多情,比戏剧还想象,比军令还雷厉风行,比烈士断腕还一切在所不惜!这是多么好的政论文学、激情文学与动员檄文……”

  上世纪50年代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写作,天马行空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,“述而不作”,他的“文章”化繁为简,大道至简。总的看,多是只言片语,点到为止。但不能不说,批语、谈话等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。

  文倾江海,一生留下的文稿有4万多件,字数达三四千万字。这些文稿文章涉及各种体裁。

  诗词是他一生的最爱,结集为《诗词集》。他还写有集句诗、打油诗、联句诗,还有诗话、诗评等。诗人臧克家说:“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,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。”高亨教授在一首词中评价诗词说:“细检诗坛李杜,词苑苏辛佳什,未有此奇雄。”以“诗雄”的形象进入中华诗词巨人的行列。

  大处落墨,政治论文他写得最多。《选集》四卷为其代表,郭沫若称之为“有雄文四卷,为民立极”。还有《文集》8卷,精彩纷呈。对记叙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、应用文都有尝试,考据之学,他也涉猎。还写过祭文、挽联,这是古老的文类,他写得不落俗套,《祭母文》《祭黄帝文》是其代表。

  虎帐拟电文,倚马草军书。在战争年代,主要是靠电报指挥战争,他握管便写,起草了几千份电报。参与编辑《文集》的逄先知评价说:“这些军事电报虽然有许多生疏的地名和敌我双方的部队番号,但都是可以单篇阅读的。这些电报不仅可以读懂,而且很有趣,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和思想性的东西,给人们以启迪和智慧。这些电报气势恢宏,文笔非凡,堪称范文。”

  一生写过许多书信,信手写来,无不入妙。“小李娃:你病了,我很念你。你好好养病,早日好了,大家喜欢。下大雪了,你看见了吗?”这是给女儿的信,末尾飞来“大雪”一句,冰清玉洁,率真而深情。香港作家董桥有篇文章叫《会写信》,其中说道:“白话文写得漂亮。”他以1958年7月1日致的一封信为例,评价说:“信中文字简洁得很,又有气势。白话信写成这样,值得学习。”书信是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,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有1500多封。

  起草文件、通讯等一些非文学体裁的文章时,不是把思想和意思说清楚就行了,他还讲究行文中的文采文风。即使写公文,他也不是像许多人那样用习惯的公文语言来写,而是有意识地把公文当“光昌流丽”的散文来写,增加公文的感染力。

  他在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中说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,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比喻: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,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,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”

  如此遣词造句,郁郁乎文哉,可见心中具有很强的文章意识、散文意识。编辑《集》(20卷本)的日本人竹内实说:“很多人读了《选集》中的文章,都觉得的诗兴非凡。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,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,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,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。”

  战场喊话(又叫火线喊话),是在战场前沿上对敌进行的口头劝降活动,目的是瓦解和涣散敌军,促使敌军官兵放下武器。这本来是基层官兵的事情,从来不是大人物干的事,基本上不需要正经的稿子,更不需要形成正式的文章,都是喊完拉倒,保留不下来。自辟新境,在组织战斗和指挥战役时,亲自操刀,把战场喊话写成战斗檄文,写成了经典。

  1948年11月,写《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》,用文字摧垮敌人心理:“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。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,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,为你们设想,为人民设想,你们应当赶紧缴械投降……”同月,还写了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,给高级将领喊话。如今看这两篇文章,如我是喊话者,洋洋洒洒,胜利在握,自信充满,神气活现;如我是被喊话者,听得哆哆嗦嗦,吓得心惊肉跳,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了,只想发抖着身子赶快举手投降。

  1958年10月,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》等,不仅向台湾官兵喊话,还喊给蒋介石听,喊给美国人听,有言中之意,有话外之音,有无尽之言,一鸟三石;特别是“打打停停”“停停打打”“半打半停”“单日打炮,双日不打”,自家制定战场规则,玩的是“战争游戏”,那叫潇洒。

  自己署名的文章自己写,还替党中央写文件,替报纸写发刊词、社论、编者按,替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写新闻报道、时事点评。他擅长用媒体讲政治、讲策略,把社论写得风生水起,把新闻稿写成经典,有的以新闻之笔挤进文学名篇,让人赞叹。你看他的《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》——

 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。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,地点在芜湖、安庆之间,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,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,军无斗志,纷纷溃退。长江风平浪静,我军万船齐发,直取对岸,不到二十四小时,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,占领南岸广大地区,现正向繁昌、铜陵、青阳、荻港、鲁港诸城进击中。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,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。

  不足200字,新闻六要素完备,更妙的是将解放军之神勇和敌军之崩势,勾画得活龙活现,为一大事件增光添华。作家梁衡在《文章大家》中评价说:“我军摧枯拉朽,敌军纷纷溃退,长江风平浪静。你看这气势,是不是有《过秦论》中描述秦王震四海、制六合的味道?”

  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《新闻工作文选》,收入关于新闻的论著71篇,他亲自撰写的新闻作品28篇,他修改的稿子24篇。新华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《新闻作品集》,收入他1919至1970年为报刊、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撰写的各类文字133篇。这肯定不是的全部新闻作品。作为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“新闻战线”(把新闻称为“新闻战线”,也是的创造),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实属罕见。

  自己动手写文章,并且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,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作风,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之一。

  1948年1月,在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中要求,“由书记负责(自己动手,不要秘书代劳),每两个月,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”。

  1958年1月12日,给刘建勋、写信,他说:“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。……挂帅,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,是必要的。”

  1958年1月,在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中要求:“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、三把手写,要自己动手,或者合作起来做。”“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,或者‘二排议员’,要以自己动手为主,别人帮助为辅。……一切依赖秘书,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。”

  1964年3月28日,把领导干部不动手写文章上升到官僚主义来批评。他说:“有的人,自己不写东西,让秘书代劳。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,有了病不能写就嘴说嘛!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,统统让秘书代劳。秘书只能找材料,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,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,让秘书干。”

  “捉刀”即代人作文,是个历史现象。上古捉刀为笔,竹简木简出现后,又用刀修改上面的舛误;后来人们把替人作文称为“捉刀”。擅长文章,多是亲力亲为,不喜欢别人替他捉刀,他反倒喜欢替人捉刀。比如:1948年11月替、陈毅写的《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线日,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《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》,此电后改署周恩来发表。1950年1月19日,起草新闻署长《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线月,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并发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》。还替大文豪郭沫若等名流捉刀。

  当然,也有一些文章是秘书写的。1956年9月15日,要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。会议开始前一天,“笔杆子”陈伯达把他起草开幕词送给,一看,长篇大论,很不满意。会议第二天就要开幕了,时间很紧,让秘书田家英连夜赶写。田家英谙熟的思想和文风,他根据的意思,晚上加班,一挥而就。看了,很满意。一般不喜欢念稿子的在开幕会上念的就是田家英撰写的这个稿子。这篇讲稿2000多字,赢得30多次掌声。据逄先知《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》回忆,致辞之后,人们纷纷上前称赞毛主席讲得好,有人还特别提到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”这个警句尤为精彩。告诉大家说:“这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,秀才就是田家英。”坦率地说自己的讲话是秘书写的,足见其坦率与自信,他的文采不怕别人遮住,别人也遮不住。

  自古以来,常有抄袭人家文章的“雅贼”,叫做“文抄公”。蜀主孟昶的《玉楼春》(冰清玉骨)是两首七绝,苏东坡把它化来,经过增字、增韵而成八十二字《洞仙歌》。评价说:“苏东坡是大家,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。如果是别人,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。”

  在中共“七大”会议上批评说:“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,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,换上几个名词,就说是自己写的,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。不是自己的著作,拿来说是自己的,这是不是偷?呀!有贼。我们党内也有贼,当然是个别的、很少的。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,叫做‘抄袭’。这是不诚实。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,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,列宁的就是列宁的,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,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,讲的就是讲的,徐老(徐特立)讲的就是徐老讲的,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,都不要偷。”一组排比句子,讲述了不要做“文抄公”的道理。这其实提倡的是实事求是、老老实实的作风。

  笔走龙蛇惊风雨。具有强大的“文章力”。这个“文章力”,绚烂奇妙,既改变历史,又记录历史;既是软实力,又是硬实力,具有软硬两手具足的力量。他的一支笔,胜于三千毛瑟枪。

  一句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,带着同志的血迹,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,用最通俗最尖锐的话说出来,唤醒了党人,打醒了历史,打响了天地,打出了一个新中国。

  一个“支部建在连上”,改造了旧军队,推广到全国去,支部建在村庄,支部建在街道,支部建在车间,支部建在处室,改变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。哲学家李泽厚说:“提出‘支部建在连上’,这太重要了;推广到社会上,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,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。

  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,这是哲学的“双子星座”,交给中国人务实而锋利的哲学武器。一篇《论持久战》,预言和论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,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。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《反对党八股》构成了延安整风基本的学习文件。一篇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“心经”。从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到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,为新中国国体政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“国家样式”。《纪念白求恩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《愚公移山》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“老三篇”,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。可以说,收入《选集》中的文章都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  在西柏坡一年时间,亲手拟电报400余封,指挥“三大战役”,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周恩来说:“我们一不发人,二不发枪,三不发粮,天天发电报,就把敌人打败了。”

  用“笔杆子”打败敌人的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西柏坡。1948年10月,驻守在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得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情报后,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进行突袭。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,西柏坡周围的解放军仅有一万余人,军情火急。得到消息,他说:“我们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。”周围的人心中疑惑:我们身处险境,还要给别人厉害看?拿起了“笔杆子”,亲自组织和撰写了几篇新闻:第一篇,是起草、修改的《蒋傅军妄图突袭石家庄》,新华社10月25日播出;第二条,是写的《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》,新华社10月26日播出;第三篇,是写的口播稿《关于敌军拟袭石家庄的口播稿》,新华社10月29日播出;第四篇,是写的述评稿《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》,新华社10月31日播出。这些评论,把傅作义进攻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,号召解放军和民兵,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。傅作义收听到中共方面的广播,一看中共对他们的计划了然于胸,早有准备,生怕遭到埋伏,只好悄悄地将开出去的部队撤回北平。正是:巧设空城计,一支笔吓退十万兵。

  传神文笔写千秋。的文章,为党人立心,为百姓立命,为民族的复兴开启航程。他的名章妙句传布于广大人群,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,乃至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,发挥了刻骨铭心的久远效应。

  的文章,不同于“五四运动”以来的现代白话,而是革命白话。他把语言提高了,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用革命语言写作的白话文。

  对自己的文章,有“文章自信”。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,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。斯大林当即决定,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协助编辑《选集》。后来当面对尤金说:“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?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?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?”“不是的,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,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,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。”

  历史学家陈垣说:“得读《选集》,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,今后当从头学起……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。”

  文豪郭沫若说:“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,谁都看得懂,而且喜欢看。听毛主席讲话,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,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。他的文章很生动,很形象化,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,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,就变得非常容易懂”。

  1957年3月,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,他围绕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,或侃侃而谈,或娓娓道来,政治术语与文艺话题交织,高屋建瓴且联系实际,给与会者以柳暗花明、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。翻译家傅雷听了,3月18日给儿子傅聪写信说:“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”,“他的胸襟宽大,思想自由,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”,他的讲话“出于极自然的态度,无形渗透于听众的心。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,真是艺术高手”。

  清魏秀仁小说《花月痕》第三十一回有个词叫“文章华国”,意思是说,好的文章是国家的荣誉和光彩。以文章华党,以文章华国,人佩服,知识分子佩服,连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承认的文章写得好。胡适与著名学者何炳棣讨论诗词时用英文说:“ButIhavetoadmitthatMaoisapowerfulprosewriter(但是,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)。”他还跟历史学家唐德刚说:“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。”胡适的话算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。试问:的笔杆子,其他组织的笔杆子,济济乎,有写过的吗?多乎哉?不多也。

  “如日之升,如月之恒”。每每阅读的文章,都是一回令人目眩神驰的阅读经历。

  (作者简介:胡松涛,作家,作品有《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》《辋·王维》《民间的阳光》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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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革命家,又是文章大家。革命召他以实践,战斗假他以文章,他在革命征程中,持短笔,照孤灯,蘸遍山河大地的苍茫云烟和革命者洒下的热血,书写着历史的华章。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,奔腾汹涌,革命者看了坚定信心,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,敌人看了胆颤心惊,责难诘问者看了很难回答,中间派看了同情且倾向于我,真的是大长自己的志气,大灭敌人的威风。

  的文章精神灿烂,是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结晶,是中国优秀学风文风的代表。“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,都是党风。”学习的文章之道,传承文脉,端正文风,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  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。这是他是1912年19岁时写的政论文,全文465字,小楷书写。初试啼声,迥异凡响。这篇作文得了100分,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评价,柳老师除了写下140余字的批语进行赞扬,还预测道:“历观生作,练成一色文字,自是伟大之器,再加功候,吾不知其所至。”“力能扛鼎”。

  1917年4月,以“二十八画生”为笔名,在陈独秀主办的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《体育之研究》。这是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

  “时机到了!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!洞庭湖的闸门动了,且开了!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!顺他的生,逆他的死。如何承受他?如何传播他?如何研究他?如何施行它?”这是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宣言中的话,这个宣言同时宣示着一位文章家上路了。

  28岁时主编《湘江评论》,既当编辑,又是作者。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,他就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自己写稿,一个多月内写了40多篇文章,多是杂文。到出第五期时,《湘江评论》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,好在前面4期的文章保存了下来。此后,还在《大公报》《女界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,特别是他针对赵五贞女士抗议包办婚姻自杀之事,连续发表10篇文章,提倡自由恋爱、婚姻自主,引起社会强烈反响。这是创作的第一个高潮。

  1925年12月,由主编的中央宣传部的刊物《政治周报》创刊,一个月里在上面发表了近20篇文章。1925年和1927年,他走村串户调查数月,写下论文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、报告文学《湖南农动考察报告》等,为确立中国革命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。《湖南农动考察报告》还刊登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《共产国际》的俄、英、中三种文字版上。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。英文版的编者按说:“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,这篇报道最为清晰。”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“写得极为出色,很有意思”。

  走上革命道路乃至成为中国的领袖之后,指挥打仗再忙再累,工作条件再苦再差,他都坚持亲自起草文章、电报等。他把写作当愉快的革命事业了。

  井冈山时期,的代表作是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《古田会议决议》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《反对本本主义》等,都是一手拿枪、一手拿笔写下的。这些经典以鲜明的中国特色、原创性的思想和鲜活的事实,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新的局面。

  苏区时期,一度被边缘化,也没有停止手中的笔。这时期,他的《关心群众生活,注意工作方法》《游击战争》等产生广泛影响。

  中国从成立开始,党的领导人中懂理论的比较多,在苏联留过学的比较多,重视“理论”成为中国的风格与特色。同时,中共建立和开展活动之初,又是理论不足的,表现在空洞地引用马列主义的“本本”,而不懂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。没有出过国,不懂外文,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层、在山沟里闹革命,被那些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看作“土包子”,认为他是理论不足的人。

  1960年12月25日,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:“说实在的,我在山上搞了几年,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。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、狭隘经验主义、枪杆子主义,等等。那时我没有事情做,走路坐在担架上,做什么?我看书!他抬他的担架,我看我的书。他们又批评我,说我凭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指挥打仗。其实《孙子兵法》当时我并没有看过;《三国演义》我看过几遍,但指挥打仗时,谁还记得什么《三国演义》,统统忘了。我就反问他们:既然你们说我是按照《孙子兵法》指挥作战的,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,那么请问:《孙子兵法》一共有几章?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?他们哑口无言。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!后来到陕北,我看了八本书,看了《孙子兵法》,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,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,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、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,等等。那时看这些,是为了写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,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。”

  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,长时间的理论准备,加上落脚陕北后可以从容地思考问题,开始从事理论著作的写作。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《论持久战》《〈人〉发刊词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……“老三篇”等一批经典问世。这是对中国革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理论著作。这些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文字上,多为精心而严密的建构。文字破茧而出,思想化蛹为蝶,著作家的形象巍然屹立,没有人嘲笑不懂理论了。的叛徒叶青曾经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“理论”的人。他看了的《论新阶段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,不得不佩服地说:“我对于,从此遂把他作理论家看待了。”

  延安是写作的高地。《选集》四卷共159篇文章,有112篇诞生于延安时期;《文集》八卷的802篇文章,有385篇写于延安;《军事文集》六卷中1628篇文章,也有938篇是在延安写的。当然,还有一些重要著作没有收入这些集子。比如《驳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——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》,是的激愤之作,因为写得太尖锐,担心不利于团结同志,一直没有公开发表。

  1948-1949年,是创作的又一高潮。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以及“五评”美国白皮书……美国的白皮书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,在一个多月里,连续发表“五评”,抓住白皮书中的要点和要害,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,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,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明,文章气势如虹,意气风发,有许多燃烧的句子,展现的是不可阻挡的开国气象、开国精神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,的《论十大关系》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,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(七千人大会讲话)陆续问世……目光远大,笔锋强健,思想颇具开放性。1956年他亲自选编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,一口气写了一百多条按语,长者千言,短者几十个字。王蒙评价说:“毛主席在‘高潮’中撰写的条条按语,就像钢锤打铁溅起了金星,就像焰火升天布满了礼花,就像大潮冲向巨岩形成着雪浪,就像乐队指挥含泪铿锵起各式乐器。啊,这是什么样的才华、什么样的激昂、什么样的决绝、什么样的威严与自信!它比诗还多情,比戏剧还想象,比军令还雷厉风行,比烈士断腕还一切在所不惜!这是多么好的政论文学、激情文学与动员檄文……”

  上世纪50年代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写作,天马行空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,“述而不作”,他的“文章”化繁为简,大道至简。总的看,多是只言片语,点到为止。但不能不说,批语、谈话等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。

  文倾江海,一生留下的文稿有4万多件,字数达三四千万字。这些文稿文章涉及各种体裁。

  诗词是他一生的最爱,结集为《诗词集》。他还写有集句诗、打油诗、联句诗,还有诗话、诗评等。诗人臧克家说:“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,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。”高亨教授在一首词中评价诗词说:“细检诗坛李杜,词苑苏辛佳什,未有此奇雄。”以“诗雄”的形象进入中华诗词巨人的行列。

  大处落墨,政治论文他写得最多。《选集》四卷为其代表,郭沫若称之为“有雄文四卷,为民立极”。还有《文集》8卷,精彩纷呈。对记叙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、应用文都有尝试,考据之学,他也涉猎。还写过祭文、挽联,这是古老的文类,他写得不落俗套,《祭母文》《祭黄帝文》是其代表。

  虎帐拟电文,倚马草军书。在战争年代,主要是靠电报指挥战争,他握管便写,起草了几千份电报。参与编辑《文集》的逄先知评价说:“这些军事电报虽然有许多生疏的地名和敌我双方的部队番号,但都是可以单篇阅读的。这些电报不仅可以读懂,而且很有趣,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和思想性的东西,给人们以启迪和智慧。这些电报气势恢宏,文笔非凡,堪称范文。”

  一生写过许多书信,信手写来,无不入妙。“小李娃:你病了,我很念你。你好好养病,早日好了,大家喜欢。下大雪了,你看见了吗?”这是给女儿的信,末尾飞来“大雪”一句,冰清玉洁,率真而深情。香港作家董桥有篇文章叫《会写信》,其中说道:“白话文写得漂亮。”他以1958年7月1日致的一封信为例,评价说:“信中文字简洁得很,又有气势。白话信写成这样,值得学习。”书信是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,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有1500多封。

  起草文件、通讯等一些非文学体裁的文章时,不是把思想和意思说清楚就行了,他还讲究行文中的文采文风。即使写公文,他也不是像许多人那样用习惯的公文语言来写,而是有意识地把公文当“光昌流丽”的散文来写,增加公文的感染力。

  他在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中说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,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比喻: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,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,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”

  如此遣词造句,郁郁乎文哉,可见心中具有很强的文章意识、散文意识。编辑《集》(20卷本)的日本人竹内实说:“很多人读了《选集》中的文章,都觉得的诗兴非凡。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,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,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,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。”

  战场喊话(又叫火线喊话),是在战场前沿上对敌进行的口头劝降活动,目的是瓦解和涣散敌军,促使敌军官兵放下武器。这本来是基层官兵的事情,从来不是大人物干的事,基本上不需要正经的稿子,更不需要形成正式的文章,都是喊完拉倒,保留不下来。自辟新境,在组织战斗和指挥战役时,亲自操刀,把战场喊话写成战斗檄文,写成了经典。

  1948年11月,写《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》,用文字摧垮敌人心理:“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。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,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,为你们设想,为人民设想,你们应当赶紧缴械投降……”同月,还写了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,给高级将领喊话。如今看这两篇文章,如我是喊话者,洋洋洒洒,胜利在握,自信充满,神气活现;如我是被喊话者,听得哆哆嗦嗦,吓得心惊肉跳,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了,只想发抖着身子赶快举手投降。

  1958年10月,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》等,不仅向台湾官兵喊话,还喊给蒋介石听,喊给美国人听,有言中之意,有话外之音,有无尽之言,一鸟三石;特别是“打打停停”“停停打打”“半打半停”“单日打炮,双日不打”,自家制定战场规则,玩的是“战争游戏”,那叫潇洒。

  自己署名的文章自己写,还替党中央写文件,替报纸写发刊词、社论、编者按,替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写新闻报道、时事点评。他擅长用媒体讲政治、讲策略,把社论写得风生水起,把新闻稿写成经典,有的以新闻之笔挤进文学名篇,让人赞叹。你看他的《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》——

 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。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,地点在芜湖、安庆之间,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,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,军无斗志,纷纷溃退。长江风平浪静,我军万船齐发,直取对岸,不到二十四小时,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,占领南岸广大地区,现正向繁昌、铜陵、青阳、荻港、鲁港诸城进击中。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,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。

  不足200字,新闻六要素完备,更妙的是将解放军之神勇和敌军之崩势,勾画得活龙活现,为一大事件增光添华。作家梁衡在《文章大家》中评价说:“我军摧枯拉朽,敌军纷纷溃退,长江风平浪静。你看这气势,是不是有《过秦论》中描述秦王震四海、制六合的味道?”

  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《新闻工作文选》,收入关于新闻的论著71篇,他亲自撰写的新闻作品28篇,他修改的稿子24篇。新华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《新闻作品集》,收入他1919至1970年为报刊、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撰写的各类文字133篇。这肯定不是的全部新闻作品。作为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“新闻战线”(把新闻称为“新闻战线”,也是的创造),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实属罕见。

  自己动手写文章,并且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,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作风,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之一。

  1948年1月,在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中要求,“由书记负责(自己动手,不要秘书代劳),每两个月,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”。

  1958年1月12日,给刘建勋、写信,他说:“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。……挂帅,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,是必要的。”

  1958年1月,在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中要求:“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、三把手写,要自己动手,或者合作起来做。”“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,或者‘二排议员’,要以自己动手为主,别人帮助为辅。……一切依赖秘书,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。”

  1964年3月28日,把领导干部不动手写文章上升到官僚主义来批评。他说:“有的人,自己不写东西,让秘书代劳。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,有了病不能写就嘴说嘛!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,统统让秘书代劳。秘书只能找材料,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,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,让秘书干。”

  “捉刀”即代人作文,是个历史现象。上古捉刀为笔,竹简木简出现后,又用刀修改上面的舛误;后来人们把替人作文称为“捉刀”。擅长文章,多是亲力亲为,不喜欢别人替他捉刀,他反倒喜欢替人捉刀。比如:1948年11月替、陈毅写的《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线日,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《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》,此电后改署周恩来发表。1950年1月19日,起草新闻署长《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线月,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并发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》。还替大文豪郭沫若等名流捉刀。

  当然,也有一些文章是秘书写的。1956年9月15日,要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。会议开始前一天,“笔杆子”陈伯达把他起草开幕词送给,一看,长篇大论,很不满意。会议第二天就要开幕了,时间很紧,让秘书田家英连夜赶写。田家英谙熟的思想和文风,他根据的意思,晚上加班,一挥而就。看了,很满意。一般不喜欢念稿子的在开幕会上念的就是田家英撰写的这个稿子。这篇讲稿2000多字,赢得30多次掌声。据逄先知《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》回忆,致辞之后,人们纷纷上前称赞毛主席讲得好,有人还特别提到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”这个警句尤为精彩。告诉大家说:“这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,秀才就是田家英。”坦率地说自己的讲话是秘书写的,足见其坦率与自信,他的文采不怕别人遮住,别人也遮不住。

  自古以来,常有抄袭人家文章的“雅贼”,叫做“文抄公”。蜀主孟昶的《玉楼春》(冰清玉骨)是两首七绝,苏东坡把它化来,经过增字、增韵而成八十二字《洞仙歌》。评价说:“苏东坡是大家,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。如果是别人,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。”

  在中共“七大”会议上批评说:“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,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,换上几个名词,就说是自己写的,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。不是自己的著作,拿来说是自己的,这是不是偷?呀!有贼。我们党内也有贼,当然是个别的、很少的。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,叫做‘抄袭’。这是不诚实。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,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,列宁的就是列宁的,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,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,讲的就是讲的,徐老(徐特立)讲的就是徐老讲的,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,都不要偷。”一组排比句子,讲述了不要做“文抄公”的道理。这其实提倡的是实事求是、老老实实的作风。

  笔走龙蛇惊风雨。具有强大的“文章力”。这个“文章力”,绚烂奇妙,既改变历史,又记录历史;既是软实力,又是硬实力,具有软硬两手具足的力量。他的一支笔,胜于三千毛瑟枪。

  一句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,带着同志的血迹,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,用最通俗最尖锐的话说出来,唤醒了党人,打醒了历史,打响了天地,打出了一个新中国。

  一个“支部建在连上”,改造了旧军队,推广到全国去,支部建在村庄,支部建在街道,支部建在车间,支部建在处室,改变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。哲学家李泽厚说:“提出‘支部建在连上’,这太重要了;推广到社会上,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,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。

  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,这是哲学的“双子星座”,交给中国人务实而锋利的哲学武器。一篇《论持久战》,预言和论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,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。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《反对党八股》构成了延安整风基本的学习文件。一篇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“心经”。从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到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,为新中国国体政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“国家样式”。《纪念白求恩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《愚公移山》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“老三篇”,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。可以说,收入《选集》中的文章都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  在西柏坡一年时间,亲手拟电报400余封,指挥“三大战役”,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周恩来说:“我们一不发人,二不发枪,三不发粮,天天发电报,就把敌人打败了。”

  用“笔杆子”打败敌人的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西柏坡。1948年10月,驻守在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得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情报后,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进行突袭。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,西柏坡周围的解放军仅有一万余人,军情火急。得到消息,他说:“我们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。”周围的人心中疑惑:我们身处险境,还要给别人厉害看?拿起了“笔杆子”,亲自组织和撰写了几篇新闻:第一篇,是起草、修改的《蒋傅军妄图突袭石家庄》,新华社10月25日播出;第二条,是写的《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》,新华社10月26日播出;第三篇,是写的口播稿《关于敌军拟袭石家庄的口播稿》,新华社10月29日播出;第四篇,是写的述评稿《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》,新华社10月31日播出。这些评论,把傅作义进攻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,号召解放军和民兵,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。傅作义收听到中共方面的广播,一看中共对他们的计划了然于胸,早有准备,生怕遭到埋伏,只好悄悄地将开出去的部队撤回北平。正是:巧设空城计,一支笔吓退十万兵。

  传神文笔写千秋。的文章,为党人立心,为百姓立命,为民族的复兴开启航程。他的名章妙句传布于广大人群,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,乃至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,发挥了刻骨铭心的久远效应。

  的文章,不同于“五四运动”以来的现代白话,而是革命白话。他把语言提高了,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用革命语言写作的白话文。

  对自己的文章,有“文章自信”。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,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。斯大林当即决定,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协助编辑《选集》。后来当面对尤金说:“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?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?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?”“不是的,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,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,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。”

  历史学家陈垣说:“得读《选集》,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,今后当从头学起……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。”

  文豪郭沫若说:“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,谁都看得懂,而且喜欢看。听毛主席讲话,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,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。他的文章很生动,很形象化,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,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,就变得非常容易懂”。

  1957年3月,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,他围绕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,或侃侃而谈,或娓娓道来,政治术语与文艺话题交织,高屋建瓴且联系实际,给与会者以柳暗花明、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。翻译家傅雷听了,3月18日给儿子傅聪写信说:“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”,“他的胸襟宽大,思想自由,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”,他的讲话“出于极自然的态度,无形渗透于听众的心。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,真是艺术高手”。

  清魏秀仁小说《花月痕》第三十一回有个词叫“文章华国”,意思是说,好的文章是国家的荣誉和光彩。以文章华党,以文章华国,人佩服,知识分子佩服,连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承认的文章写得好。胡适与著名学者何炳棣讨论诗词时用英文说:“ButIhavetoadmitthatMaoisapowerfulprosewriter(但是,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)。”他还跟历史学家唐德刚说:“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。”胡适的话算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。试问:的笔杆子,其他组织的笔杆子,济济乎,有写过的吗?多乎哉?不多也。

  “如日之升,如月之恒”。每每阅读的文章,都是一回令人目眩神驰的阅读经历。

  (作者简介:胡松涛,作家,作品有《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》《辋·王维》《民间的阳光》等)